第六章 经世致用的兴起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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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经世致用的三个阶段
经世致用展开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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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 与 太平天国农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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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其背后的意义和性质非常的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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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上来看，具有共同性：即属于儒学的强化事功，是经世致用的展开
共同点 太平天国农民主义 洋务运动 响应危机 对于清朝的打击属于一体化内部结构危机 对外来冲击的回应
经世致用是一体化结构受到内外两方面冲击时，儒学强化自身事功能力的一种应战，它的形态直接取决于社会危机的性质。
三大阶段：经世致用思潮的凸显、落实和暴露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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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强化事功经世思想
- 利于处理一体化结构内部危机，实现社会整合
- 处理外部危机冲击无效
第一阶段（凸显阶段）：1826年《皇朝经世行编》刊行 - 第一次鸦片战争（1850s之前）
社会背景：一体化结构受到来自内外的巨大压力，社会危机严峻，全国性农民战争尚未爆发 经世致用思潮表现：少数先知先觉士大夫的呐喊（参见5.3） BC段：儒学的全面转化 1. BC清初儒学取向，即经世致用的复苏，标志性事件《船山遗书》首次大规模刊刻。 2. BC起点高，源自于今文经学的发展，表现在经世致用的提倡者和今文经学流派的学术承接和社会联系上。-
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弟子：龚自珍，魏源（经世致用代表人物）
- 龚自珍：警世者，关注实际问题和边疆事务；
- 魏源：
- 1825年编《皇朝经世行编》，「实学经世」，主导思想接近顾炎武。
- 编纂《海国图志》，提倡注重效验原则；
- 包世臣：深受顾炎武影响，熟读《日知录》，最早认识到鸦片输入的严重性，一生在调查研究中度过。
6.2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经世致用的第二阶段：观念到现实的转化
经世致用思潮第二阶段（落实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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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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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理学经世派”
1851年，金田起义，持续了将近2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至1860年10月, 虽然内外交困，然而在清廷和士大夫眼中，西方冲击与其相比就不那么重要了。
- 经世致用的主要方向：几乎完全针对内部动乱；
- 动力：相当大的范围内的社会秩序的完全破坏，社会环境的危机深重；
- 今文经学不再重要，经世致用和今文经学脱离关系；
- 主题：经世致用的主题是把儒家意识形态所注重的人伦纲常重新落实到社会规范中，以重整社会秩序；
清朝理学一直是官方意识形态，太平天国以「中国化的基督教」为指导思想，士大夫在这样的情形中，身兼双重使命：一是平息内部的社会动乱，用纲常名教重建社会秩序；但是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保卫儒家文化的战斗，在20年中，清朝人口锐减八千万，推行经世致用的也从文官变成了儒将，他们对汉学无兴趣，是理学的卫道士，他们的目标是“以理经世”。
礼从来被当作“理”的实践，重视“礼治”被作为经世致用的重要内容。实际上，这一时期是经世致用的大规模落实时期，代表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刘蓉等，“礼学”实际上有两个立足点：一是身体力行，二是从考据和知识收集共同来强化治国的事功能力，其目标在于回复一体化结构，而非思想本身的建树。正因为“理学经世”派的推崇（曾国藩汲取戚家军经验，学习王船山战术理论），王船山学说成为显学，并且被改革派和保守派一致推崇。
6.3 洋务运动-经世致用的第三阶段：局限全面暴露时期
洋务运动，英文译为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也可称为Westernization或者Western Affairs Movement (1861 - 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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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第二阶段思想上的延续，但是经世致用的重点从内部转向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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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是现代工业和国防的自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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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潮下，儒学欠缺认真且有深度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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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影响并没有触及社会制度，谈不上文化价值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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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阶层的心态：漠视西方文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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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影响被严格局限在器物层面
与明末清初相比，中国文化对于社会挑战的反应极为灵敏，知识分子们在常识理性基础上重构儒学，洋务运动时，真正的西方冲击来临了，但是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学变得麻木不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恰恰是经世致用付诸实践带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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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唯一一个经过全国性的农民战争大动乱没有灭亡反而中兴的王朝。
历史上农民战争一般都可以带来改朝换代的后果。在大动乱中，儒生们对于清王朝的态度大多是“中兴”，而非推翻它。
「经世致用」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方面高度弘扬儒学的基本价值，一方面有效地贯彻一体化结构的各种事功。
前者体现在儒臣儒将对于清廷中央王权的效忠和服从，镇压农民，挽救清朝，儒将：曾国藩，儒臣：李鸿章，他们臣服于清廷，并非出于对于军事力量的忌惮，而是对于儒家伦理的遵循。他们拥有极大的实干能力，同时也深受君臣大义的道德伦理束缚而对清朝忠心耿耿，以挽救清朝获得再次中兴为己任。
这带来了儒学的自我满足，广大儒生并没有在第二阶段感到有超越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的必要，而是坚定地认为走国防现代化之路就可以了。
社会上层结构：
传统而言，处理内外部事务的大臣会根据自身处境分为两个派别：
洋务派：主持海防，处理外交事务的官员 – 国防现代化
顽固守旧派：大办洋务会加重百姓负担，不符合“仁政”原则，重用西学人才有悖儒家基本价值，在实践过程中，强调内外部秩序之间的矛盾。
知识分子及广大儒生：
在儒学伦理落实到社会生活以解决种种现实过程中，一定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强调落实儒学伦理道德，二是注意解决现实问题，所以分化为“道德派”和“务实派”。正是因为这一分化，所以他们对于社会危机的反应不同。
林满红在《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56》和万志英《fortune of fortune》讲述了中国与白银货币的故事。他们的核心观点比较一致，明清两朝，是“平行本位制”，也就是青铜和白银一起使用，15-17世纪期间铜钱占据主导地位，而且是在各个省份单独铸造，中国尚无全国性的货币且铜钱的质量参差不齐。“前朝钱币在新皇帝登基之后仍可继续流通。但是17世纪中期开始，银锭就被广泛应用于跨省大额交易，事实上，国家税收从1530s左右“一条鞭法”推行开始，国家税收就统一采用白银支付，当时收入八成用于发放官员薪资。中国的大量白银从海外进口，主要是日本和拉美（西班牙殖民地）。
清代，政府对于经济中流通的货币几乎没有控制力，国有银矿很少。税收结构上看，关税仅占GDP的2.4%（Tax-to-GDP），清朝不依赖关税，而依赖土地和农业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的货币体系运行良好，但是在1700-1820年期间，清朝人口膨胀，达到了3.8亿人，人地比率持续上升直至20世纪，最终导致人均收入停滞不前。
1.1810年拉美独立解放运动 – 清朝的白银供给中断；
2.鸦片进口量激增，贸易顺差收窄；
3.铜银比价大幅降低，白银套利空间不足；
1820-1856年出现大量白银外流，货币供给不足，降低社会总需求，导致通货紧缩，清朝经济衰退。
如今我国税收占GDP20%以上，2018年为18%（1994: 10.5% - 2015: 20.1%）
清朝的海关，鸦片战争之后
以货币危机为例，道德派”主张限制商业，强化国家对于市场的控制和意识形态对于官吏行为的控制；“务实派”则是强调市场机制，主张私人利益只要不侵犯社会利益政府就无需干预。
以同文馆创立为例，一旦向西方文化的学习进入到制度文化层面，那么就会受到批判甚至是致命性的打击，学习西方科学，有损害人心的危险，不如不学。
后者则表现为修复社会结构的能力。同时当时中国经历了二十年左右的战乱，社会的最紧迫任务是恢复农村的基本秩序。立国之道在于重申儒家纲常礼义，而非变革考核标准。
Q1: 清代的道德派和务实派在货币危机中的因应方式和现代西方国家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的差别在哪里？
强调市场，落实
Q2: 当代中国对于私人生活领域的控制力和清代相比如何？
相形见绌。
Q3: 洋务派不能偏离经世致用的轨道，保卫儒学纲常名教是第一位的，那当代中国，应对内部变化的组织中，组织目标的中心是什么？存在一个类似道德一元论的思想意识形态么？它在社会中下阶层的渗透性又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8种自由主义/通三统/
Q4: 分化秩序，什么来整合？
经世致用可以抵御西方冲击是一个幻觉；国防现代化和经世致用目标一致也是一个幻觉。P.p 234.
| 经世致用 | 洋务运动 | |
|---|---|---|
| 目标 | 全面贯彻儒家伦理在社会组织中的功能 | 出自外部危机压力下的肤浅的务实变革 |
| 和平时期 | 休养生息 | 国家投资，创办现代工业，重用人才 |
| 战争年代 | 平息动乱，忠君报国 | 引进西方武器，军事现代化，国家投资，创办现代工业，重用人才 |
6.4 西方影响的边缘性质
> 「中体西用」不准确，在洋务运动中，西学远没有达到用的正式地位，充其量洋务派遵循的是“气论”的儒学。
洋务运动的首要前提：预防西方文化和现代事物损害一体化结构和儒学的基本价值。西方影响其实非常边缘（如上海格致书院的发展史），处在一体化结构之外。越是边缘的人物，对于西方越了解，其响应也较为深刻与广泛。
| 边缘知识分子：冯桂芬 | 王韬 | 郑观应《盛世危言》 |
边缘先觉人物，响应西方思想。
中心士大夫：封闭心态，对于西方世界相对无知，主流思想界沉闷，保守；
6.5 证明：儒家意识形态主张的理想社会蓝图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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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员能力欠缺，国家汲取能力不够 + 层层加码的统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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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组织原则和洋务事业的对立；
- 两次鸦片战争，及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经世致用被证伪;
- “清议派”的内部分化与衰落：康有为，张佩纶；
6.6 转型时期的开始
1895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是一个极其奇特和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无论思想如何动荡、思想家多么解放，都没有摆脱儒学的基本价值轨道。
梁启超称之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
神奇的1895
- 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似惊天巨雷引发了人们对于儒学价值的全盘性怀疑；
- 正统士大夫的心态，社会关切之问题，知识分子终极关怀都产生了断裂（张灏）；
- 文化价值取向的大转变，捍卫传统的保守派纷纷转变为激进的改革派；
为什么是1895？
- 亡国危机不足以解释其分水岭性质；
-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
- 也象征着19世纪以来经世致用传统用以强化事功能力的破产。
- 清楚表明：与儒家伦理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在现代世界中也不是一种好的制度。
- 知识界到民间：人人谈西学，家家议维新，
- 广大儒生：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地位从肯定维护到否定变革。
一体化结构的特点之一是社会制度和道德理想的等同；甲午战败（社会制度被证明不好/不可实现），道德目标（儒家意识形态）再也不能保持其基本价值不变；
回顾历史：变迁与一致性
第一次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
少数民族大量内迁，佛教传入，儒家道德理想从内部解体，中国社会近三百年的动荡分裂，作为消化外来冲击的代价。
第二次融合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
甲午后二十年间：儒学变构，形成新的社会行动结构和思想框架，宋明理学的威信一落千丈， 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的学说地位不断上升，其地位不断上升，同时这三位思想家的地位被承认，最后入祀文庙。
- 外来冲击的性质不同：外部势力和世界秩序的剧变；
- 儒家意识形态被证伪的方式不同：并非社会制度不可实现，而是在实现以后不能对抗西方冲击，因此被抛弃的是儒家的道德理想本身，而不是士大夫强化事功的参与精神。
概念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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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中兴 = 同光中兴 （1862 - 18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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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清流派 = 清议派 = 保守派 = 顽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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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
